这一天,以战时陪都重庆为首,大后方几乎所有尚未沦陷的省份,都举行了庄严肃穆的公祭仪式,祭奠二十天以前去世的蔡元培先生。

这一天,国内几乎所有大报,无论何党何派,都发表了悼念蔡元培先生的挽联、悼词与评论,人们用的最多的两个词,一个是“楷模”,一个是“完人”。

在漫长的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上,如此备极哀荣,又如此受到衷心哀悼的,恐怕唯有蔡元培一人而已。北大教授王世杰说,“蔡先生为公众服务数十年,死后无一间屋,无一寸土,医院药费一千余元,蔡夫人至今尚无法给付,只在那里打算典衣质物以处丧事,衣衾棺木的费用,还是王云五先生代筹的……”

1919年,美国学者杜威在中国访问,目睹了五四运动的风起云涌,曾感叹说: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对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

蔡元培先生的绝无仅有,不仅在于他凭借着一己之力,缔造了中国大学应有的模样和精神;更在于他以一己之力,树立了一个老大帝国向现代文明转变进程中所当有的人格典范。

他的学生傅斯年说:蔡元培先生实在代表两种伟大文化:一曰,中国传统圣贤之修养;一曰,西欧自由博爱之理想。此两种文化,具其一难,兼备尤不可觏。先生殁后,此两种文化,在中国之气象已亡矣!

这年深秋,维持了短短百日的戊戌变法宣告失败,翰林院编修、两榜进士蔡元培,愤而从北京回到故乡绍兴。

蔡元培同情变法,却认为康有为、梁启超的做法太过草率。在他看来,中国这样大,积弊这样深,不从根本上培养人才,把希望寄托在皇帝的几道圣旨上,是不可能的。“听说几位年轻气盛的新贵们,在办公室里彼此通条子,不写西太后,只写老,这种态度,我认为不足以当大事”。

蔡元培选择回乡办学堂,教育救国,担任绍郡中西学堂总理,这是当时绍兴唯一的新式学堂。在大半乡民还是阿Q和孔乙己的江南水城,蔡元培提倡新学,他在学校里增加了日语、法语教程,还开设了化学、物理、生物等科。

学堂里有一位年仅十二岁的小学生,他晚年回忆说:蔡元培先生来中西学堂后,我才第一次了解了现代科学,我第一次知道了地圆说,才知道大地不是平的;第一次知道闪电是阴电和阳电撞击的结果而非电神镜子里发出的闪光;更是第一次知道了雨的形成不是巨龙在云端张口喷水。

这个小学生叫蒋梦麟。几十年后,他从老师蔡元培那里接过了北京大学的大印,成为北大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也备受赞誉的一任校长。在蒋梦麟眼里,蔡元培先生的做人之道,“出于孔孟之教,一本于忠恕两字”。所谓“忠”,是忠于自己内心,不苟且、不流俗;所谓“恕”,是能雅量容人,宽宏大度。”

一年前,蔡元培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放下国内一切事业,自费去德国念书。原因很简单,“救中国必以学”,而“世界学术德最尊”,所以“游学非西洋不可,且非德国不可”。

旺盛的求知欲,是保持年轻最好的秘笈。几年前,蔡元培已身为南洋公学特班担任总教习,却依然坚持每天早晨从徐家汇步行四五里路到土山湾马相伯家上课。

由于求学心切,头一次,蔡元培去得太早,天边刚有一丝曙色,他已在马宅叫门。马相伯感到惊奇,大清早的,谁来喊魂?打开窗子望去,来人是蔡元培。老先生急忙摇手说:“太早了,太早了,八九点钟再来吧!”虽然败兴,蔡元培并没有不悦,三个钟头后,他又回来了。

刚到德国时,为解决生计问题,蔡元培一边学德语,一边做家庭中文教师,还为商务印书馆编书、译书,“半工半读”,“半佣半丐”。1908年10月15日,四十岁的蔡元培正式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哲学系注册,成为这座德国第二古老大学的正式学生。在学籍卡上,蔡元培填写的年龄,却是三十五岁——他生怕德国教授会因为自己年纪太大而拒绝他入学。

这张超过一个世纪历史的学籍卡,迄今仍保留在莱比锡大学档案馆里,它见证了一个中国学者孜孜不倦,焚膏继晷的勇气和毅力,也见证了近代中国努力开眼看世界,向西方寻求先进科学文化知识的艰辛历程。

在莱比锡,四十岁的老学生蔡元培埋头读书,潜心学问,三年选修了大约四十门课程,平均每学期选六门。他晚年回忆说:“我看那些德国人所著的美学书,也非常喜欢。因此,我就研究美学。但美学的理论,人各一说,尚无定论,欲于美学得一彻底的了解,还须从美术史的研究下手,要研究美术史,须从未开化的民族的美术考察起……”

蔡元培收到了一份特别的礼物——这一年是北大创校二十周年,吴梅教授代表全体师生,做了一首校歌,送给北大,也送给校长蔡元培。

这是北京大学历史上第一首校歌,也是中国迄今为止唯一一首写入校长名字的校歌。

蔡元培是一年前来北大的。在此之前,他应孙中山邀约,出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民国刚成立,什么都没有,他一个人带了几个手下,在南京满街找地方办公。在如此简陋的办公环境下,蔡元培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主持制定《大学令》、《中学令》,并奠定了从幼儿园到小学、初中、高中,乃至大学研究院的中国现代教育体制。

半年后,为袁世凯专制独裁,蔡元培向袁当面坚辞教育总长。袁世凯以“我代四万万人坚留总长”相留,蔡元培脱口而出:“元培亦以四万万人之代表而辞职”。何等铿锵有力、掷地有声!

1917年1月4日,新校长蔡元培迈进国立北京大学校门那一刻,就震惊了全校。与以往不可一世的校长不同,蔡元培脱下礼帽,谦逊地向迎接他的校工们鞠躬,校工们都惊呆了。他们哪里会知道,这一躬不但彻底改变了北大,也就此拉开了中国现代大学之帷幕。

民国以前,北大叫京师大学堂。蔡元培十分清楚:“初办时所收学生,都是京官,所以学生都被称为老爷,而监督及教员都被称为‘中堂’或‘大人’。”所以,一到学校,蔡元培就发表了就职演说:

“大学不是贩卖毕业的机关,也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机关,而是研究学理的机关。”

“果欲达其做官发财之目的,则北京不少专门学校,入法科者尽可肄业法律学堂,入商科者亦可投考商业学校,又何必来此大学?”

这篇演讲,抱负之宏大,志向之高远,惊震中国。当时还是一名学生的罗家伦后来回忆说:“那深邃、无畏而又强烈震撼人们心灵深处的声音,驱散了北京上空密布的乌云,它不仅赋予了北京大学一个新的灵魂,而且激励了全国的青年。”

为打破恶习,蔡元培先从聘请积学而热心的教员着手,先拿文科开刀。《新青年》杂志主编陈独秀,不是学者,没有著作,也不是什么家。但蔡元培很坚定并以最快速度聘他为文科学长,一月四日蔡元培上任,十天以后陈独秀也上任了。

蔡元培大刀阔斧改革,坚持“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我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

拖着长辫的辜鸿铭不买胡适的账,坚持旧文学的黄侃在课堂上大骂倡导新文学的师弟钱玄同有门,但校长蔡元培绝无门户之见。于是北大有了中国大学史上最辉煌的名师阵容。既有主张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胡适、陈独秀、鲁迅,也有主张恢复帝制的辜鸿铭、刘师培;而提倡“情人制”、“外婚制”的“性博士”张竞生,也没被封建卫道士的唾沫淹死。

陈独秀称赞:“这样容纳异己的雅量,尊重学术自由思想的卓见,在习于专制、好同恶异的东方人中实所罕有。”

彼时北大,再不是腐朽的官僚养成所,而是真正实现了教育民主和教育平等。北大允许校外生旁听课程,正式生、旁听生和偷听生共处一堂。在北大图书馆当助理员时就常跑去听陈独秀、李大钊等人讲马克思主义。蔡元培1920年在北大招收女生,首开大学教育男女同校的先河。有人问他:“兼收女生是新法,为什么不先请教育部核准?”蔡元培答:“教育部的大学令,并没有专收男生的规定。”他比谁都清楚教育部的规定,那是他在教育总长任内制定的。

蔡元培在任十年间,北洋政府总统换了五次、内阁总理换了三十余次。时局动荡下,他却一再强调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核心是读书。北大学生顾颉刚说:“这所维新变法遗存下来的旧书院摇身一变,遂成为中国现代大学之楷模,成为新思潮旋风之中心。”

这一年,他担任大学院院长,筹建中央研究院,李四光、竺可桢、梁思成、陈寅恪、李济等群英集麾下。他架构起中国现代科技体制,又强调“文化进步的国民,既然实施科学教育,尤要普及美术教育”。

这一年,六十岁的蔡元培,不拘一格地任命二十八岁的林风眠为国立艺术院首任院长,造就中国最年轻的一位大学校长。民国著名女画家、蔡元培最疼爱的女儿蔡威廉也任教于国立艺术院。教务长林文铮娶了蔡威廉后,蔡元培对女婿说:“你不要从政做官,把一生精力投放在艺术事业中去,就在这里干一辈子,帮助林风眠把学校办好,他一个人是很难办下去的。”

讲到这里,蔡元培多少有点儿激动,也有点儿伤感。“以美育代宗教”是他这些年来逐渐形成的主张,但除了几个艺术家,应者寥寥。从十多年前起,大家就忙着社会革命和声讨旧文化,很少有人想一想,应当用什么东西来取而代之。

百废待兴,要做的事太多,教育和文化建设,相比之下就不那么急迫了。蔡元培却愿意把更多的心思花在这个上面。

对于西方文明的理解,蔡元培与同时代那些人不尽一样。通常把五四精神的内核归结为追寻“德先生”与“赛先生”,即民主和科学,在他看来,至少还有一样重要的东西,甚至是更重要的东西,即“美育”。

蔡元培说:“人类有两种欲望:一是占有欲,一是创造欲。占有欲属于物质生活,为科学之事。创造欲为纯然无私的,归之于艺术。人人充满占有欲,社会必战争不已,紊乱不堪,故必有创作欲,艺术以为调剂,才能和平。”

这话的潜台词中,也许就埋藏着他对革命队伍中也会出现兄弟残杀的追究和诘问。

稍稍放大一些声音,蔡元培继续说道:“文化与物质生活之改造同样重要。原始的人类,于艰难苦斗的生活中,仍有文身、雕刻、装饰器物的精神生活之需要,可见文化与物质生活同时发生,同样重要。生活问题既有物质与精神的两种,那么我们为民生问题而有的国民革命,必须于打倒阻碍民生进行的北伐工作之外,同时兼到精神上的建设,将来方能有完满的成功。”

年过古稀,蔡元培垂垂老矣。一年前,他就携家人到香港避难,却时时关注着抗战的进程。

1938年5月20日,保卫中国大同盟和香港国防医药筹赈会举办美术展览会,蔡元培参观后发表振奋人心的演讲,他说:

抗战期间所最需要的是人人有宁静的头脑,又有强毅的意志。‘羽扇纶巾’,‘轻裘缓带’,‘胜亦不骄,败亦不馁’,是何等宁静!‘衽金革,死而不厌’,‘鞠躬尽瘁,死而后己’,是何等强毅!这种宁静而强毅的精神,不但前方冲锋陷阵的将士,不可不有;就是后方供给军需,救护伤兵,拯济难民及其他从事于不能停顿之学术或事业者,亦不可不有。

1940年3月5日,贫病交加的蔡元培,在香港溘然长逝。他的死,令举国震动,是那几年最重要的文化事件之一。

林语堂说,蔡先生就是蔡先生。这是北大同仁的共感。言下之意,天下没有第二个蔡先生。别人尽可有长短处,但是对于蔡先生大家一致,再没有什么可说的。论资格,他是我们的长辈,但论思想精神,他也许比我们年轻。论著作,北大教授很多人比他多;但论启发中国新文化的功劳,他比任何人大。

周作人引用同乡老辈寿洙邻先生的话说:孑民道德学问集古今中外之大成,而实践之,加以不择壤流,不耻下问之大度,可谓伟大矣。

冯友兰说:蔡先生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是近代确合乎君子的标准的一个人,他的人格,是儒家教育理想的最高的表现。

老辈学人最不可及的地方就在此处:他们追求真理,不愧屋漏;他们坚守信念,不避刀俎;他们真正有以身殉道的精神,将知与行打成一片,决不与时俯仰,与世浮沉,决不放空言讲假话,于一己之艰难处境,甚少挂怀,甚少计虑。蔡元培念念不忘“学术救国,道德救国”,其人格魅力,其爱国精神,至死而光芒不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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